2月21-22日，2019年全国政策咨询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名字很低调，内容却十分高大上。主办方是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会议经国务院批准召开，每年召开一次。这个会可以说是观察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风向”的重要窗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通俗地讲，这是一次为各级政府“智囊”划重点的会。
有哪些干货？一起来看。
看国际，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
2018年，虽然世界经济增速维持3.7%，但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2019年，受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叠加困扰，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
风险有哪些？
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期不容乐观。美国经济快速增长难以延续，出现“触顶回落”迹象，欧盟增速难以止降回升，日本经济仍将延续低增长态势，国际组织纷纷调低全球增长预测，世界银行甚至称“全球经济将进入黑色十年”。不确定性增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脆弱性进一步显现。
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因素进一步积聚。随着美元加息和资金外流，高债务国家出现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一旦部分国家发生金融或债务危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全球。
国际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大国博弈加剧，中美结构性矛盾很难短期解决，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多边体制面临危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带来空前压力和挑战，我国面临的外部制度性约束显著增强、压力显著加大。
此外，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更趋复杂。短期内，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难退，贸易摩擦紧张态势难以得到根本纾解，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有效和供应链调整形成广泛影响。
看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面对严峻的内外考验，2018年，我国积极作为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有何变？
一是全球经济周期之变。美联储连续加息，经济增速见顶回调迹象更加明显。日本和欧元区经济持续减速，新兴经济体仍面临债务和结构不平衡挑战，增长较为疲软。
二是贸易摩擦之变。全球经济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困扰，全球化程度高的电子、汽车等行业增长出现明显疲态。中美谈判传递积极信号，但之前加征关税的滞后影响业已显现。
三是产业转移之变。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内综合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开始考虑调整产能布局。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精密制造等战略性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存在被延后或者打断的可能。
四是风险应对之变。通过集中整治，产能过剩、房价快速上涨、地方债务累积和金融杠杆攀升等风险一定程度有所缓解。但是，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的可能性上升。
“这些重要变化具有长期性、联动性、累积性特点，如果应对不当，可能影响经济运行全局，拖累高质量发展步伐。”李伟说。
忧在哪？
一是在国际规则调整中被边缘化之忧。美欧日合作推动所谓“WTO现代化”改革的意愿明显上升，若不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和更加有效的方式参与新规则构建，将增大在国际经贸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是资金传导机制不畅之忧。央行近期通过全面降准和定向中期便利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由于金融机构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规避风险、金融结构过度偏向间接融资，民企融资成本仍高企难下，宽货币、紧信用局面尚待破解。
三是经济下行引发失业之忧。就业变化相对滞后，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预计在今年上半年逐步显现。
四是政策协调不当之忧。宏观调控需要兼顾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个目标，各个部门若协调不当，政策效果可能不及预期。另外，中美经贸谈判90天期限将至，目前看虽审慎乐观，但也存在变数，可能会加大宏观政策应对的难度。
如何应对这些“变”与“忧”？社会上有两类观点，一类是寄希望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搞强刺激和大水漫灌，另一类则认为宏观政策毋须调整，期待市场能够自然出清。
李伟认为，这两类观点都不可取。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在供给侧，但全球总需求减速和内需走弱叠加增大了短期下行压力。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用好宏观、结构性和社会三大政策，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兼顾需求管理。
总的看，如果能做好政策协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2019年经济运行有条件争取前降后稳的局面。
就业、去杠杆、强三农、促创新……
区域经济格局有什么新变化？
李伟指出，201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在各个区域中都有所反映，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区域经济增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经济下行，中低收入地区面临的下行压力更大、结构矛盾更加突出，进一步加重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面临的压力最大。同时，四大板块内部的区域差异也在加大。在各区域板块内部，南方地区整体上好于北方地区。
李伟分析指出，欠发达地区的结构短板在于制造业发展滞后。一直以来，西部地区投资多集中在能源、交通、生态环境领域，制造业投资相对不足的投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结构性矛盾。
从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来看，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也存在明显差距。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上游行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利润实现了快速增长，而下游制造业面临需求、成本双重压力。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西部地区的效益指标依然弱于东部地区。
李伟指出，今年首先要重点研究如何稳定乃至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把稳增长与补发展能力短板、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去杠杆怎么推？
居民部门控杠杆，关键是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就金融领域而言，要及时完善和适时调整房地产宏观审慎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货币环境稳健中性。
国企去杠杆，要以优化去杠杆考核指标为重点完善国企债务约束机制。目前，国企去杠杆的考核指标主要是资产负债率，但这一指标行业差异性强，操作空间大。李伟认为，可考虑将债务增速等作为去杠杆的考核指标。此外，还应继续大力推动僵尸企业处置等。
从过去的经验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与经济下行压力关联性较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需要特别重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2019年，要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全口径监测预警；推动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机制的有效落地；着力强化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约束机制并积极推动其市场化转型;强化金融监管和加强监管协调，严控金融体系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提供支持。
就业如何稳？
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就业的总量矛盾已经基本不是问题。但是，未来一个时期特别是2019年，就业结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2019年部分受贸易摩擦影响突出的领域就业压力可能会逐步显现；
二是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就业压力仍然突出；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乃至部分存在“泡沫”的行业失业压力不可低估；
四是过去对就业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仍面临不少发展压力，对就业的贡献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明显弱化；
五是技术进步加速，在一些领域机器替代人的趋势明显，部分大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难度加大；
六是2019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达到860万，不仅数量再创新高，对就业岗位和收入的诉求也较高，“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此外，农村、农业对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明显下滑，部分隐性失业可能进一步显性化。
李伟指出，首先要做好失业预警和应对预案，尤其要关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要把稳就业与稳增长有机结合，尤其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就业服务特别是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
对于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和人群，可以采取稳岗补贴、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并切实发挥好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托底作用。对于大学生以及新生代流动人口，一方面合理引导就业预期，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素改革完善，清理歧视性政策，稳步提升就业质量。
乡村振兴怎么干？
针对多数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已经脱贫摘帽的新形势，李伟指出，要把防止返贫和新增贫困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真正实现稳定长效高质量地脱贫。研究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通过乡村振兴来巩固脱贫成果；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还要及早谋划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做好前后衔接。
李伟表示，稳定农产品供给，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既符合市场化导向、符合WTO规则，又能稳住产能、保护农民利益。稳就业需要开渠道，特别是要因势利导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继续推进农村土地、金融、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局面如何破？
李伟认为，在我国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的这些年，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正向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面临重大调整。但是，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基础还很薄弱，如何采取有效政策措施，促进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竞争力，形成新形势下的产业集群新优势，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更好发挥市场力量，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与形成新优势新动能紧密结合。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更加突出。但是，突破关键技术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在开放创新中让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另一方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避免形成新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不少所谓关键技术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竞争问题，是产业生态是否有竞争力的问题。
李伟指出，现阶段，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有利条件更多。要研究如何在强化市场导向和开放创新背景下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更加协调，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在关键技术市场化产业化方面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