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逝世（糖丸爷爷的孩子死了）
有些人的一生就像一杯茶，把苦留给自己，把甘甜赠送给世人。
1955年，一种可怕的病毒在中国大地上弥漫，疯狂扑向年幼的孩子。
从出现到大规模扩散，这种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着，更为可怕的是，它的传播方式极为简单，粪便、唾液都是传播途径。
四肢瘫痪、无药可治、终身残疾，一个个残忍的词语，让无数父母谈“小儿麻痹症”而色变。
彼时，炎炎夏日，偌大的街上却连一个孩子都看不见，家家户户紧锁着门窗，希望以此护佑孩子的平安。
而那些不幸患病的孩子，被父母从农村带到城市，一间医院接着一间医院地问，寻找治疗的方式：
“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孩子吧，他还那么小，不能就这样躺在床上过一辈子啊！”
然而，所有的希望换来的，却是医生无奈的摇头叹息。当时中国落后的医疗水平，对这种病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办法。
父母们的不甘和悲伤，像一首响彻云霄的哀曲，让人闻之落泪。
就在众人感到绝望之际，一种“糖丸”却突然出现，挽救了无数陷入水深火热的家庭。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糖丸”其实就是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只是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到疫苗居然能以这样的外表出现。
而研发出这种救命药的人，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小小的“糖丸”来带希望，但背后的心酸和艰难却鲜为人知。
顾方舟就像一杯苦涩的茶，把希望和甘甜带给世人，却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了自己。
不幸的童年
苦，是顾方舟童年的底色。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父亲顾国光和母亲周瑶琴商量后，决定给他取名“方舟”，希望他能正正方方地做人，像一叶扁舟在人生的海洋中闯荡。
但年幼的顾方舟还没来得及尝试闯荡生活，就失去了一半的避风港。
4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剩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艰难度日。
家里骤然失去一半的支柱，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尤其是遇到孩子发烧感冒，更是艰难。
然而，命运的残酷却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失去了父亲之后，现实又一次让顾方舟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周瑶琴不得不辞去薪资微薄的教师工作，回到宁波老家学习现代助产技术。
父亲病逝，母亲不在身边，顾方舟只能交由外婆照顾，在外婆的关爱下，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但这样的温暖依旧没能抵御外界的恶意。
没有父母替自己遮风挡雨，顾方舟被同龄人嘲笑为孤儿，甚至在学校表演话剧的时候，老师也时常让他扮演乞丐：
“反正他没有爸爸，家里也穷，演乞丐不是真好吗？”
一句句恶毒的嘲讽，像冰冷的针管，刺进顾方舟的心头，疼得他喘不过气。
别人家的孩子在外受委屈了能找长辈哭诉，可顾方舟不但不能哭诉，还得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避免外婆难过。
外婆心疼他扮乞丐，他却把委屈藏在心里，说自己喜欢演这个角色，还让外婆把废弃的衣服改成乞丐装给他用。
好不容易熬到1934年，母亲学成归来，动荡不安的局势又让顾方舟见识了另一种残酷。
有一天，他放学回家，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几个警察冲着母亲要保护费，言语间气势汹汹，让人很是害怕。
顾方舟永远忘不了，那天母亲双眼通红地对他说：
“儿子，你要争气，好好读书，长大了当医生，这样才不用去求别人。”
因为这句话，年仅8岁的顾方舟，心里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但真正让他拥有一颗“医者仁心”的，是此后面对生死离别时的无奈。
求学，生离死别的绝望
对于医生而言，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眼看着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自己却无能为力。
得益于现实的鞭策，顾方舟在学习方面很是认真，1944年，他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医学院，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和其他医学生一样，顾方舟也时不时被安排去抢救伤员。
父亲逝去时，因为年纪尚小的缘故，顾方舟因此尽管悲痛不已，但却对生命的逝去并无太多感触，而抢救伤员时已经成年的他，却对此感到无比的震撼和痛苦。
有些伤员拼尽全力能挽救回来，有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痛苦中身亡，哀嚎和哭泣，让顾方舟倍感沉重。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医术造福世人，不再出现面对病魔却无可奈何的情况。
1950年，从北大毕业的顾方舟被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学海无涯苦作舟，在研究所的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学医的脚步。
那时，我国和苏联关系正好，大连研究所内也有苏联专家在那里，顾方舟作为他们的助手，凭借着好学诚恳的态度，深得苏联专家的喜爱，倾囊相授。
但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顾方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使命。
在那次战争中，美军最终发动了细菌战，导致痢疫不断流行，我国也看到了其中的危机，特地派遣近十名医学者前往苏联求学，其中就包括了顾方舟。
“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我若不学有所成，绝不归来！”临行前，他宛如发誓般对好友说下这句话。
怀着祖国的期望，身上的责任不可谓不重，在苏联求学的那段时间，顾方舟就像干渴的海绵，疯狂汲取一切知识的水分。
第一年，他顺利通过了俄语考试；
第二年，跟着导师做论文，饱览群书。
整整4年，除了吃饭睡觉，顾方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医学室，他的刻苦学习精神，让老师和同学为之动容。
1956年，顺利获得副博士学位的顾方舟回到中国，并且被分配到卫生部流行病微生物研究生。
然而，屁股还没坐稳的他，就立马迎来了人生最为重要的挑战。
彼时，突如其来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让全国人民为之恐惧，最为严重的江苏南通，数天内就有466人因此身亡，这种病毒的可怕可见一斑。
没被感染的孩子被父母严格锁在家里，不准外出，而那些不幸感染的孩子，父母发疯似地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
一位母亲听闻研究院也许有办法，于是就带着孩子找上顾方舟，但实际上，这种病当时在国内压根没有办法。
看着家长满是绝望，却又带着一丝希望的眼神，顾方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他想尽脑海中所有的知识，最终只能悲伤地说：
“对不起，同志，这个病，我们目前没办法治愈。”
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绝望，顾方舟这句话就像一纸死亡判决书，让那位母亲瞬间崩溃，瘫坐在长椅上。
顾方舟满心煎熬，他就这样看着那位可怜的母亲，怀抱年幼的孩子，从大中午一直坐到夕阳西下，犹如失去所有的生机。
最后，那位母亲离去了，她沉重的步伐，像绑着数百斤重的沙袋，每一步都踏在顾方舟的心头。
那一刻，他仿佛看见自己在北大抢救伤员时的绝望。
艰难的抉择，希望
两难抉择之间的痛苦，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
1959年，顾方舟和同事被派往苏联，学习治愈小儿麻痹症的方法。
然而， 他们没能被允许进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意打发到普通疫苗研究所中，满怀希望的热情，却最终被现实泼了一桶冷水。
那段时间里，顾方舟时常彻夜未眠，他知道：自己多拖延一分钟，就会有许多孩子失去生命。
天无绝人之路，想尽一切办法后，顾方舟最终得到了疫苗的消息。
当时，全世界在“脊灰”的研究上，已经成功研制出两种疫苗，一种是美国的死疫苗，另一种则是美苏联合研制的活疫苗。
遗憾的是，这两种疫苗都有着各种的缺陷，并不适合我国。
死疫苗虽然安全有效，但却不能阻挡病毒再次传播，而且价格昂贵，一个人需要接种三针，一针需要5美元。
而活疫苗的生产成本极低，但却没有经过临床试验，没有人敢保证是否安全，一旦打入体内的活病毒出现变异，很有可能导致小儿麻痹症。
是要死疫苗，还是要活疫苗，一时间，围绕着疫苗选择所展开的争辩极其激烈，没有人能告诉医学家们，哪种疫苗更适合我国，万一出错，风险足以大到让人无法承受。
更为残酷的是，无论是选择哪种疫苗，按照当时的国际关系，美苏都不会帮助我国，我们只能选择自我拯救。
其实谁都知道，如果顾方舟选择死疫苗是对他最“稳妥”的方式，他可以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只是这样一来，想要在国内实现全体免疫几乎不可能。
艰难的选择摆在面前，顾方舟左思右想，反复不定，两种疫苗的利弊报告纸，被他拿起无数次，又放下无数次。
顾方舟想起自己的父亲因为不幸感染黑热病去世时，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他的内心逐渐清明，响起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
“我决不能看着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无法治愈而死去！”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写了一份长信寄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沈其震，以决绝的态度表示：“中国如果想要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就一定不能使用死疫苗！”
在短暂而煎熬的等待中，顾方舟迎来了答案，经过卫生部的商议，同意他的建议。
方案通过了，可顾方舟却没有感到喜悦，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他的面前：疫苗标本从哪来？
没有活疫苗做研究，再好的方案也是空谈。
无奈之下，顾方舟只能恳求昔日的同学，从苏联那里得到一瓶没有任何科研数据的疫苗原液。
如此简陋的参考标本，却已经是同学费尽心思才拿到的“宝贝”。
拿到疫苗后的顾方舟，立马启程赶回国内，他把疫苗装在一个小小的行李箱中，一路上抱着，寸步不离，生怕出现任何差错：
“这不只是研究数据，更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希望。”
研究，拿亲儿子做实验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如果不是现实所迫，谁又愿意拿孩子做实验。
回国后的顾方舟，立马展开活疫苗研究工作，因为研究过程中需要猴子进行实验，他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就拖家带口，到云南山区建立疫苗研究基地。
说是研究基地，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一个养猴子的山洞，别说研究了，就连住人都成了问题。
“走到这一步了，怎么能就这样放弃？”顾方舟咬了咬牙，和同事在山洞里搭起了简陋的棚子，以此当成居住的地方。
昆明的气候多变，每到潮湿天气，衣物不干几乎成了常态，一群人连件干衣服都穿不上。
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研究工作展开不久后，苏联就撤走了所有的资料和专家，无奈的顾方舟只能“白手起家”。
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他就拉着几名电工自己建；
疫苗需要冷藏，他就和同事把疫苗背到山下的冷冻厂。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疫苗得背上背下十几次，绳子把肩膀磨出了血痕，疼得一群人直抽冷气。
可就算是这样，顾方舟依旧无怨无悔。
在一群人不懈的努力下，我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顾方舟和同事没有犹豫，把自己当成人体试验的对象，将疫苗注入体内。
一个星期过后，他们的生命体征没有任何异常，但试验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免疫力强的大人用了没问题，可免疫力低的小孩子用了，真的就没问题了吗？
这个问题，依旧是个未知数，唯一的确定方式就是找一个孩子做临床试验，可问题难就难在上哪找孩子？
且不说偏僻的山区荒无人烟，根本找不到孩子，单单是不确定的结果，就足以让无数父母拒绝这样的要求，况且顾方舟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
“就差这最后一步，该怎么办？”没有选择的他，只能把目光投向自己刚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
可对于这个决定，同事们却不赞同，纷纷劝阻道：“方舟，一旦失败，孩子可能一辈子就毁了，甚至是死亡，嫂子要是知道了，岂不是埋怨你一辈子。”
顾方舟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又怎么能让别人家的孩子吃呢？
就这样，不到一岁的顾烈东，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同事们被顾方舟的行为感动，也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在一声咳嗽、一个喷嚏的紧张气氛中，顾方舟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十天。
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疫苗没问题，这场没有退路的战役，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那之后，疫苗被运往北京，700多个7岁以下的孩子参与实验，最后无一出现意外。
1963年，第一批500万人份的疫苗，被火车和汽车载着，如同载着希望，赶往全国11个城市。
从那时起，中国的孩子再也不用恐惧小儿麻痹症，但顾方舟的脚步却并未就此停下。
“糖丸”，未曾停下的脚步
治愈小儿麻痹症，疫苗生产出来只是完成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则是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顾方舟也遇到了许多难题。
一方面，疫苗需要低温保存，这在大城市还容易解决，可对于偏远地区和农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疫苗液体的味道需要口服，偏偏味道很怪，许多孩子都无法接受，甚至直接吐了出来，导致大量珍贵的疫苗被浪费掉。
面对这两个难题，顾方舟不断寻找着解决方案，最终从“糖果”中得到了灵感，他和同事不断研发，最终制造出了“糖丸”。
相比于液体的疫苗，固体的“糖丸”不仅方便运输，放点冰就可以解决低温保存的问题，而且味道甜美，小孩子很喜欢吃。
这一年，一颗粉红色的糖丸疫苗，悄然走进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挽救了千万孩子的生命。
看着一群正在美滋滋吃“糖丸”的孩子，顾方舟喜极而泣，这一次，他不需要心痛地说“治不了”。
顾方舟曾说：“我这辈子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消灭全国内的脊髓灰质炎！”
老人确实做到了，而且还超出了他的诺言。
1949年到1993年，我国的小儿麻痹症年平均发病率，从十万分之4.06，下降到了十万分之0.046，因为那个“糖丸”，数十万儿童安全成长。
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
这一天，顾方舟等了整整45年。
顾方舟研制的“糖丸疫苗”，不仅拯救了千万家庭，而且还引起了外国媒体的注意，他们纷纷对此进行报道，同时许多世界级医学者也前来向其请教。
对于这些前来请教的同行们，顾方舟没有私藏，全心全意教授，因为他知道：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例脊髓灰质炎存在，所有国家都有感染的风险。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顾方舟的所作所为，值得所有人为之敬佩。
1987年，英国皇家科学院授予顾方舟院士称号；
一年后，他摘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而在1990年，顾方舟又获得欧洲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许多人都认为，顾方舟只是在小儿麻痹症方面做出了贡献，其实不然，中国医学科学院王辰曾评价他：
“在业内人士看来，顾方舟的贡献不仅于此，我国乙肝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是因为婴幼儿时使用疫苗，而这个决定，顾方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9年，顾方舟老先生离开了人世间。
我们相信，他是微笑着离开的，他的付出都有了回报，而人们也永远会铭记这份来之不易的健康。
顾方舟老人的一生，都在为中国医学而奋斗，哪怕到了86岁的高龄，他依旧还在给学生写教案，教学生们如何研制出更好的疫苗。
他无愧于“中国病毒学之父”的荣誉。
有人说：“顾方舟的人生就像一杯清茶，把甘甜给予他人，却把苦难留给自己。”
老人在世时，很少提及自己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接受采访时，透露出来的只鳞片羽，去感悟他的艰难。
命运给予顾方舟不幸，他却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如此胸怀，让人感动。
而在漫长的医学生涯中，顾方舟的妻子和儿子也默默支持着他，妻子得知他在儿子身上做实验后并没有生气，反而表示支持，儿子顾烈东长大成人后也坦言：
“能参与到父亲的使命中，我很荣幸。”
“国家，国是大家，有国才有家”，百城君相信，虽然“糖丸疫苗”随着科技的进步，推出了历史的舞台，但顾方舟老人的付出，却永远不会褪色。
顾方舟老人临终前，曾留下一句遗言，他说：
“我用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这句话至今回荡在我们耳边，每每想起，让人不自觉破防，泪流满面。
国士无双，一路走好，老人的遗愿，如今正在慢慢实现。